对话苏智良：研究的过程太压抑、太痛苦

　　苏智良，“慰安妇”问题专家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

　　早报记者 黄志强

　　“世界上，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母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。”

　　在“九一八”事变80周年纪念日之际，苏智良教授就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、近20年研究的心路历程等话题接受早报记者专访。

　　东方早报：“慰安妇”制度在中国的情况怎么样?

　　苏智良：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全面实施了“慰安妇”制度，从黑龙江到海南，从辽宁到云南;中国的“慰安妇”受害者总数达20万人。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慰安所数量最多，时间最长，规模最大。

　　东方早报：上海也是重灾区?

　　苏智良：上海是日军罪恶的“慰安妇”制度的发源地。东宝兴路125弄的“大一沙龙”是日本海军指定开设的特别慰安所之一，从1931年到1945年，它既是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，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。上海曾经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城市，多达164个。

　　东方早报：您研究“慰安妇”问题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?

　　苏智良：这项研究其实是日本学者开始的，是一个历史学工作者，我研究就是为了留存，“慰安妇”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日本国家的犯罪，日本政府也认为这是见不得阳光的事情，所以很多档案都被销毁了，或者至今仍未公开。在中国，本身就缺少相关档案资料，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文献相结合的史学方法，进行了长达20年的调查，最重要的就是把这段隐秘的历史揭开、留存下来。

　　东方早报：研究的过程遇到哪些困难?

　　苏智良：困难重重。第一，我们开始调查时，战争已经过去了50多年，许多证据都没有了。第二，研究经费、人力和精力都存在很多缺陷，我们是民间的调查，很难全面铺开。第三，由于涉及性暴力，受害者难于启口，使得部分证据至今仍找不到。我记得有一次找到一名受害者，见面她就说“胡说八道，没有这回事”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她小声地说，“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，让它烂在我的心里”。第四，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视导致证人、证据的消失，以前有四个老太太从山里来到当地县政府，告知自己就是“慰安妇”受害者，然而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却说，“你们做了这样的事情还好意思说，回去吧。”这四个老太太流着泪离开了，我拜托当地的调查员找了很久，10年都没有找到，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。2000年，我带着几名幸存者到日本参加民间法庭作证，就有地方政府在办理护照的时候设置障碍，他们居然说你们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还要出国宣传。一些未能出国的受害者只能绣上一幅字，挂在日本法庭门外，代替自己出席。第五，一些关于慰安妇的档案居然现在还没有公开，因为当年有过文件说要特别保存，导致至今没有哪个部门公开这些档案。

(责编：葛继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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